制度根本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的行为。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注重与现实制度背景的结合。在这一方面，陈冬华老师“五年计划、企业融资与经济后果”的论文，乃至陈冬华老师多年来一系列的研究，都堪称典范。厦门大学刘峰教授对陈冬华等发表的“五年计划、企业融资与经济后果”一文作了精彩的点评，点评内容已经不限于对“五年计划”论文本身的评论，更已上升到“研究的意义”高度，对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研究、真正制度导向、问题驱动的研究，以及我们在研究中应当秉持的态度做了解答。可以让我们认真学习领会。点评全文“The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Comments on the Five-Year Plan Paper”“Five-year plans,China finance and their consequences”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会计与财务行为，天然是制度、环境导向的。所有会计与财务行为，都必需依附于具体的企业；企业又在给定的经济体中运行；约束、规范一个经济体的各项制度——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宗教等等——必然会折射到企业的会计与财务行为中。也正因为如此，任何对会计、财务的研究，脱离制度和制度特征，容易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如果以MM（1958）作为现代财务研究的起点，MM（1958）的一系列研究前提，就是在力图限制或弱化具体制度环境对企业和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后续系列针对MM（1958）的研究，主题特征之一就是放宽MM(1958)的假设，引入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如税收、破产风险等。过去三十年里，顶级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有影响的会计、财务研究论文，都是以美国长期资金市场及市场制度环境为基础的，对制度的讨论，不是特别突出，毕竟，读者、作者、编者、审者，乃至批评者，都是来自或假定来自“同一片热土”——美利坚合众国，讨论的是“同一个蓝天”下的故事。
基于代理理论(Jensen and Meckling, 1976)的财务、会计研究，无疑，是过去三十多年里财务、会计领域的主流研究之一，它也成就了包括JAE, JFE等学术刊物。代理理论将研究者的目光引向企业内部组织架构、经济人特征等，对外部环境或制度也隐含了一系列基本假定，包括：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受保护的产权、成熟的法治等。比如，资本结构、盈余管理、税盾等研究，拆开了看，它们都需要有一些对制度的假设要求，如资本的买卖是逐利、管理层主要从企业价值、股东价值等方面出发自由决策等等。Myers(1984)提出的资本结构之谜，可能的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对制度的关注不够。
我国学术界上个世纪末开始引入源于美国市场制度环境的研究范式，对企业的财务、会计行为展开研究。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和持续不断的增加的上市公司及其数据，为这类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我们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早期以模仿为主，发展到增加制度性因素以修正研究（如股东身份和国有股东等典型的修正），或利用中国的一些独特情境或数据。遗憾的是，大部分研究都是文献驱动、而非问题驱动的，它们的研究指向较为一致：借助中国的独特情境或特有数据，回答西方学者们感兴趣、但又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些研究已经很尊重制度及制度对企业会计、财务行为的约束性，但是，它们不是制度导向，也不是问题驱动的。因而，其研究之后发现，即便统计上非常显著，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并不特别强。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式的解释。由于缺乏真正的问题导向，会计学术研究的问题常常是茶杯里的风暴，而非现实中或理论中重大重要的问题，总有隔靴瘙痒不读也罢的感觉。重要的理论问题和重大的现实关切，永远是学者最痴迷的情人。
真正制度导向、问题驱动的研究，应该是从中国的制度环境或企业运行实务出发，讨论在这一个市场或经济体中常见、有影响的重要问题，然后，尝试去寻找现有理论来解释；如果现有理论难以或无法解释，就有可能构成学术研究的“硅谷”。这也是林毅夫（2014）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所在。
目前关于财务、会计的理论，主要形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及以前的美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尽管美国总体上仍然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在过去20年里，由于互联网、金融化、大数据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美国的企业运行模式及相应的制度环境，发生了较大的——若不是根本性的——改变，包括Google、Uber、Airbnb等类型的企业，目前逐步占据经济体的重要位置，这使得基于工业化、产品制造为主的财务、会计理论，对这种类型的企业，解释力大幅度下降；更遑论我国中央集权、高度管制、央地关系、儒家文化、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等特征的市场环境。只有真正植根于这样的制度环境与企业运行中常见现象的研究问题，才是制度导向、问题驱动的。
简言之，会计、财务行为，依附于特定的企业；企业，又受具体经济环境所约束；构成经济环境约束力的社会因素，可以总称为“制度”，它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等因素。TJ Wong（2014）提倡的“Top-Down”式的研究，就希望会计和财务领域的研究，应该要从最源头的驱动因素开始。那么，源头在哪儿？
与之前对微观企业财务、会计行为的研究加上一点“中国特色制度”的“风味”不同，本文是将研究的起点转向一个看起来与微观企业会计、财务行为有点远的话题：五年计划，并期望借助五年计划的分解，来讨论一个更一般意义上的问题：宏观政策是怎么样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或者，按照目前主流文献的说法：宏观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文章的落脚点主要还是微观企业的财务行为：融资与融资成本。研究之后发现包括：受5年计划支持的国有企业获得更多、更便宜的资本、更多的过度投资，且事后不良贷款更多、非国有企业被挤出现象。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风格或范式的论文，是CJAR所希望的：从中国的制度情境出发，对会计、财务理论，贡献一些不同、但有坚实理论基础的研究发现。也希望作者和CJAR一道努力，把这种研究变成主流的范式。
从一个读者——一个爱挑毛病的读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明确。
第一，文章的定位：是关于五年计划的研究，还是关于五年计划怎么样影响到微观财务行为的研究？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该关注的问题是：哪一个五年计划更有效？或者，五年计划的宏观经济后果是什么？什么样的五年计划才是有效的？等等。讨论五年计划有效性，要使用到林毅夫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政府角色等作为理论支撑。或许作者如此叙事，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读者将研究结论一概往坏的方面去想，才不得不如此去写，暗示五年计划这样的影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对市场的僭越，不能把更便宜的融资看作是政府行为的负面影响。因为若是脱离了宏观，我们就没办法理解其决定下的微观。所谓不能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地，正是此意。
当然，CJAR不排斥面向宏观的研究，尽管这不是CJAR未来应该要关注的主题。从论文能够发挥更大影响角度考虑，建议的定位应该是：宏观政策、制度对微观企业财务、会计行为的影响——以五年计划为例。如果是这样，文章的行文要不要改变一下？特别需要交待或讨论的是：为什么5年计划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这时候，也可以用到林毅夫的相关理论。如果可能，能否先搭建一个影响乃至决定中国企业行为和相应会计、财务行为的框架；5年计划一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如果将研究落在微观企业行为如何受宏观政策的影响，与LLSV（1998）或其他类似的研究，如何衔接，从而增加本论文的可读性？或者，能否像LLSV所得出的“投资者权益法律保护决定了长期资金市场的繁荣程度”一样，我们也可以用5年计划与微观企业的财务表现，得出一个更一般性的推论？现在的论文，给了研究发现，但是，缺少——或者我还没有悟到——这种一般性的、可以掷地有声的推论。之前的隐性契约、在职消费等，有这种闪光点。作者似乎想把宏观理性和微观理性链接起来，并且想阐述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宏观理性与微观理性有不一样的标准。比如，获得产业政策支持的国有企业获得了更低成本的融资，这在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环境上，会被认为是有悖公平的歧视行为。但是如果考虑到宏观政策背后的理性所在，那么微观逻辑上的理性标准就会为之一变，。或许，这是作者借助这篇论文想传达的核心的具有创造力的思想。遗憾的是，作者似乎没明确将之阐明，而只是在叙述中让读者隐隐约约地感悟到这一点。
第三，跟上一个问题相关联的，是从5年计划到微观企业财务、会计行为以及基于会计数据的企业绩效，中间的传导节点有哪些？有可能通过一到两个基于5年计划而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企业的案例，详细地介绍相应的机制？
论文中有两个关键指标：IPO和投资金额，都是派生于政府行为的。证监会审批上市公司的资格时，必然要关注是不是满足产业方向/产业政策。对于不符合的，直接拿掉。因此，5年计划与相应的财务资源配置，几乎是机械性的对应关系；同样，中国到目前为止，大额投资，都不是企业行为，它必须要拿到发改委的批文、环保许可等。即便目前热传的王健林为了“截胡”迪斯尼，而在多个地方投资兴建游乐园，同样需要各种批文；包括上海迪斯尼，也是如此（当然，对这种大型的投资项目，地方政府通常都会“特事特办”、快速审批）。因此，5年计划所支持的产业，优先取得投资许可，也在情理之中。
窃以为，这两个指标，如果放在传导机制的甄别角度讨论，就是有意义的。类似地，还有什么样的传导机制？能找到什么指标来量化、检验？
第四，为什么五年计划会“挤出”非国有企业？很多研究都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非国有经济。如果5年计划挤出了非国有经济，是否意味着5年计划总体上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同样，研究也发现，呆坏账与5年计划相关，且优先发展行业的国企，表现更差。这也要进一步讨论。
一个更一般意义上的研究问题：五年计划与正式融资、非正式融资的关系，中间的逻辑联系是怎样的？这是不是五年计划挤出非国有企业的原因？
非正式融资存在，一定是正式融资渠道不通畅，或者是高度管制。卢峰和姚洋（2004）的论文：管制松，非国有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经济绩效更好。这也说明了前文的推论。为什么五年计划会挤出非国有企业？是行政审批直接“踢出”？还是各种政策支持、成本优势“挤出”？非国有企业被挤出，与“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等宏观政策是一致的？是否控制了这些制度性因素的影响？
第五，研究中关于人的讨论，是否充分？在林毅夫的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中，政府是理性的，政府官员仅仅是为了赢得好口碑、青史留名，就愿意推行“全民福祉最大化”的政策，且他们对一国、一地区的竞争优势行业的判断，总体上是正确的。
在我们看来，未来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的一些人的因素。五年计划的制定：制定者是完全理性的吗？他们自身有什么利益诉求？或许，作者需要从文化的角度，才能对这一治理机制和官员的行为有更好的、更深入的了解。
非理性行为是一定存在的。那么，这会对五年计划产生什么影响？比如，发改委的成员之前的经历、籍贯等等，是否会影响到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如果有，是一种可忽略不计的因素，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要？五年计划的执行过程，是不是真的存在类似于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如果有，可能的表现形式是什么？传导机制是否就不再是线性、单向的了？我观察到作者后续继续研究了产业政策与内部交易、产业政策与分析师行为、产业政策与信息环境等等。但是作者将本文中的问题作为这个系列研究的第一篇，也许应当站在更高的高度来考虑问题。
我希望CJAR中发表的研究，能够价值中立地去寻找“中国奇迹”的“秘密”，而不是先验地就认定政府是这个奇迹的“缔造者”或“发动机”。或许，群众，才是奇迹的创造者。我们，能否持一种“追求真理”的态度，客观地去研究宏观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或者，去讨论中国财务、会计表现的制度形成过程？不如此，我们的研究就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