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型腐败比传统腐败方式、主体、手段呈现出更多的深层次性、隐蔽性，容易导向更加隐蔽的腐败效果。在权力监督的过程中，应深刻把握“权力集中必然导致资源富集，资源富集必然引发权力驱动”的权力配置规律，建立起“大监督”的思路，按照党和国家监督管理体系一体贯通、协同配合的部署，紧盯新领域、新岗位、新权力，善于发现权力与权力之间的重叠、相关、彼此支持所带来的隐性腐败，全面有效对权力寻租进行预防、发掘、跟踪和惩治。
【关键词】新型腐败 权力寻租 监督管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白准确地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为推进最为彻底的党的自我革命指出了新的重点和聚焦，也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尤其是夯实党和国家监督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更体现了“腐败与反腐败较量”的复杂性、长期性。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在反腐败实践中被有效捕捉、发现的真实现象，对它们进行实践描述并在概论特征上予以类型化，是我们进一步分析其本质的前提。“新型腐败”，是相对于“传统腐败”而言，是在腐败的传统定义和现象之外出现的新特征、新现象。我们大家可以在形态上对新型腐败做一些基本归纳：
权力寻租过程的非直接性。传统腐败最典型的形态就是直接的权钱交易、“拿钱办事”，但近几年来，新型腐败越来越呈现出权力寻租的非直接性特征：一是在时间上，不寻求权力的即时变现，而是追求“期权效应”，公职人员退休后、调离后再谋求权力兑现；二是在空间上，权力寻租不是点对点，一对一直接发生，而是有大量中间人和中间环节；三是在法律关系上，利用合法外观包装违法本质的手法、形式越来越多样。例如，有利用艺术品市场定价的主观性，借助拍卖实现“雅贿”；又如，利用合法投资、入股、炒股等形式暗中滥用信息、资源、审批权力优势来牟利；通过表面合法的咨询、论证、授课等形式实质谋取长期的、巨额的费用等。
权力寻租目的的非单一性。传统腐败最常见的目的是获得不法经济收入，无论是以金钱还是实物。但纵观近些年的一些典型案件，权力寻租的目的超越了单一的追求不法经济收入。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交织”的腐败就成为一种典型新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白准确地提出“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这说明一些权力寻租已经危害政治安全、制度安全和社会安全，而寻租的目的显然是“以权易权”，而不是简单的“权钱交易”，谋求的本质是权力的私相授受和社会遗传，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长期服务于特定主体。
权力寻租主体的广泛性。特定公职人员或公权力的直接行使者是传统腐败行为的主体，随着20世纪90年代《刑法》的修改及后续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权力寻租主体在法律定义上逐步扩大，从公职人员到其特定利害关系人，从直接行使公权力的人到凭借相关优势地位或影响力而分享公权力的人，一段时间“领导身边人”，家属、秘书、司机、密友等成为权力寻租实际上的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一些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特殊领域，还出现了公权力影响的迅速弥散化、社会化，甚至超出“身边利害关系人”这个相对清晰的范畴。例如，在司法腐败领域，“司法掮客”就成为一类特殊的权力寻租主体；又如，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指出,要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政治骗子”和“政治掮客”慢慢的变成了新型的权力寻租主体，形成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明确的行动轨迹和生长规律。
权力寻租危害的外溢性。从传统腐败而言，权力寻租的危害大多分布在在个案，集中在具体的权钱交易所辐射的范围。但是从党的十八大披露出来的一些案件来看，新型腐败的危害外溢性、次生危害性显著地增强。例如，一些在相关地区、部门长期形成的腐败对政治安全产生了严重伤害，“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已经损害了党的执政根基，破坏了基本的政治规距和政治原则，损害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些金融、投资等领域的腐败，如内幕交易、操纵股市、高利转贷等，直接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破坏了统一市场；一些社会治理领域的腐败，如欺行霸市、靠山吃山等黑恶势力彼此勾结、互相支持，极度影响社会安全，消解了“人民安全”的宗旨；还有一些腐败官员甚至与境外势力有染，冲击国家政权安全。
权力寻租手段的高赋能性。传统腐败的手段有限，尤其是与信息技术结合程度不高，随着以AI、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权力寻租的手段也出现高赋能性，出现以数字化、虚拟化为特征的寻租客体。例如，有媒体曾披露，有的官员利用网络虚拟货币“挖矿”攫取大量利益；有的官员利用互联网金融工具，凭借信息优势操纵股市获益，权力寻租手段摆脱了传统原始、直接、简单的交易，呈现出金融工具化、法律工具化、信息工具化等高赋能的新特征。
“隐性腐败”，是与新型腐败在概念上既有交叉、又有不同的一种说法。交叉之处在于，很多新型腐败之所以“新”，就在于其“隐”，比传统直接、单一、简单的过程、方式、主体、手段都要呈现出更多的深层次性、隐蔽性，前述五个新型腐败的形态都容易导向更加隐蔽的腐败效果。一方面，期权式腐败就导致了时间上暴露链条的延长，利用信息技术、金融技术来谋取利益，也由于这种高赋能性而加剧了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传统腐败也可能是隐性腐败、小微腐败，权力不大、但在传统的资源相对集中部门，公职人员也可能采取“蚂蚁搬家”式的做法不留痕迹地攫取利益。单纯直接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传统腐败也可能由于故意遮掩而难以发现，例如，“一家两制式腐败”，家族中既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又有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企业从业者，这种“公私交融”的家族结构也容易构成对腐败的掩护。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本质可以从“新型”“隐性”和“腐败”这两个方面来理解，我们大家可以发现其中既有不变的本质，也有变化的本质。从不变的本质来看，“腐败”无论是新型还是隐蔽，归根结底都是权力的越轨、滥用和谋私，即便在形态上有翻新，更加隐蔽、难以发现，都应该紧紧抓住这个本质来理解和治理。然而，“新型”和“隐性”又说明，要有效治理这些腐败，也需看到有一些深层次的本质在改变。
一是国家治理的复杂导致国家权力配置更为复杂。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治理任务增多、治理环节延长、治理手段升级，这些都带来国家权力配置更为复杂，新的治理领域需要配置新的国家权力，新的国家权力本身就需要新的监督。“放管服结合”的过程一方面削减了传统直接依靠审批权寻租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权力与社会接触的机会，易产生新的寻租。例如，在推进“一网通办”的行政审批与服务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第三方代办机构，在少数地方，这些中介机构也成为权力吃拿卡要的新的掩护载体。为提高治理效率，一些领域权力过于集中，也导致出现新的滥用高地。同时，国家权力治理领域和环节的多元、重叠、交叉，加剧了对有关数据归集、分析的难度，要呈现出清晰的监督线索越来越不容易。
二是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的复杂互动导致国家权力链条的延长。中国自古就不是一个“国家与社会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二元对峙模式，而是“你中有我、积极互动”的一体建构模式，国家治理需要借助社会力量，尤其是基层的乡土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体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就是看到了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这无疑会延长国家权力链条，参与到这个链条之中的主体、方式、场景越来越复杂。例如，前述的“一家两制式腐败”，基于同乡、战友、同学、家族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带来的利益耦合和权力结合，都可能会导致国家权力的弥散化、碎片化，从而为权力的寻租带来更多隐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场景，变换出更新的寻租形式和手段。
三是国家权力行使的技术赋能使得权力本身的效能增强。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国进入到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借助技术方法不断的提高了权力运行的专业性、封闭性和高效性。例如，数据化治理，使得通过“算法”来改写权力裁量的形态，也使得权力介入社会、深入基层、调控生活慢慢的变有效和方便。金融工具与信息工具的叠加使得监管者本身成为超级机构并在知识构成上占据优势，增加了对它本身进行相对有效监管的难度。如果说西方国家更多是以职业人口为工具来分析一个社会的复杂性，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更需要借助治理工具的多元性来降低社会的复杂性，而治理工具的多元和专业无疑也会加剧对这种工具本身做监督的难度。
习深刻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惩治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抓住权力配置、使用和监督的规律，提高国家治理中权力运用的科学性上来。新型腐败并没改变权力运行规律而行使权力的本质，只要牢牢抓住权力运行规律，就能不断发现腐败在各个层面的翻新，就能深挖出隐藏的腐败线索。
一是要抓住权力配置的规律，提升权力配置的科学性。新型腐败往往是应对新的国家治理任务而配置了新的岗位、职能和权限，但权力配置的基本规律在于要尊重国家治理本身的属性，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社会、市场的边界，要根据治理对象本身的属性来确定事前、事中还是事后监管，从而确定带有强制性权力的配置程度。强制性权力往往是权力寻租的主要力量，应深刻把握“权力集中必然导致资源富集，资源富集必然引发权力驱动”这个配置规律，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深刻把握“权力微循环产生大危害”的现象，在扫黑除恶的过程中，显而易见，黑恶势力发展初期都是在一个微小的权力加持下形成了流畅的运转闭环，进而不断寻求更大权力的加持，导致成为黑恶势力，与权力保护伞深度结合。因此在权力配置过程中，不可以让某个领域与某项权力过多捆绑与对应，防止形成牢固的利益链条，出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板结化结构。
二是要抓住权力使用和监督的规律，提升权力使用和监督的规范性、有效性。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往往在权力使用上有新的规避动作，利用了监督出现的新盲区。权力使用的规律在于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最好能够降低权力使用的随机性、偶发性空间。例如，在利用公职人员身份贷款、再转贷以牟利的高利贷新型腐败中，公职人员贷款往往与他的身份和行使权力的便宜性有极大关系，导致他可通过权力的特殊性换取贷款的优势。在权力监督的过程中，要建立起“大监督”的思路，按照党和国家监督管理体系一体贯通、协同配合的整体思路，紧盯新领域、新岗位、新权力，善于发现权力与权力之间的重叠、相关、彼此支持所带来的隐性腐败，打通相关权力之间的壁垒，充分归集线索、在信息上最大化流动、互通有无，从而发现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权力配置、使用和监督是一个整体的环节与流程，行使公权力的人自身也处在一直在变化之中。要不断追上新型腐败的步伐，需建立起以风险点分析与预防为核心思路的“全周期管理”思维，在日常监督、巡视监督、派驻监督等工作中，将权力配置、使用、监督全链条的每一个风险点做多元化的分析和标识，对照风险点手册，逐一分析、考察相关对象权力配置、使用和监督的情况，才能够对权力寻租进行预防、发掘、跟踪和惩治。
新型腐败往往与国家权力进入社会、发挥作用的途径、手段不断翻新有重要关系，借助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多元，也往往使得腐败的隐蔽性慢慢地加强，因此要惩治新型腐败与隐性腐败，需确保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的互动遵循刚性规则，树立底线意识、红线思维，不能因为思维的模糊性带来权力行使的无原则性。
一是要明确公权力调整社会关系的负面清单。权力寻租的对象是将权力滥用到不该用的人、事和社会关系中。中国传统的“政民一体、家国同构”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容易模糊公权力与私人利益的关系，容易使国家权力介入社会关系存在渔利、逐利甚至争利的空间。在新型腐败中，有一种现象就是官员利用权力和信息优势，操纵股市，或在一些招商过程中入暗股，长期牟利。这种现象本质就是国家权力介入了它不该调整的市场活动，取得了它不应该取得的市场主体地位。因此，应该明确国家权力调整社会关系的负面清单，严格规定公权力不能以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出现的场景、领域和情形。
二是要合理确定公权力与社会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原则与边界。隐性腐败形成的重要缘由是通过复杂的社会关系替权力寻租加以掩护，形成复杂的证据链条，不进行深挖和线索、证据综合分析、比对，很难发现腐败问题。例如，以各种合法的社会关系来掩盖行贿受贿事实，事实上存在的各种政-社旋转门，权力的次生链条都加剧了这种隐蔽性。又如，官员退居二线，进入各种咨询机构、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发挥余热”，然后赚取顾问费、咨询费、课题费，这些都是公权力的次生化、代际遗传化，使得滥用的手段更新，也更为隐蔽。因此，需全面系统梳理当今公权力与社会主体互动存在哪些基本关系，有哪些基本类型，这些关系和类型存在哪些具体的风险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就是在这方面努力的典型。可以在这个梳理的基础上，对政学关系、政民关系等加以全面梳理，通过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进一步明确公权力与社会主体在互动过程中恪守的原则。
党和国家监督管理体系需打造一支知识结构一直在优化、信息技术方法有效的纪检监察铁军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往往与腐败行为知识含量的增加和信息技术方法的娴熟紧密相关。因此，党和国家监督管理体系需打造一支知识结构一直在优化升级、信息技术方法有效赋能、国家反腐败治理网络更方便快捷的纪检监察铁军。
党和国家监督力量需优化自身知识结构，娴熟掌握有关纪、法知识，经济、金融、统计、计算机、心理等大量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例如，在金融腐败新型案件中，如果不懂金融、证券等有关方面的知识，则很难发现这种腐败行为；如果不懂公司法与公司治理，不懂合同法，则对于代持转售、高利贷腐败等很难发现问题线索。
党和国家监督管理体系内部可通过建立大数据平台，定时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新型腐败高发领域和环节，发现隐性腐败的各种外部保护性结构，从而为建立预防制度提供坚实基础。大数据的归集、分析、共享还有利于个案的查办，公权力寻租必然会在不同社会场合留下痕迹，而这些痕迹往往是可以被不同国家机关所掌握或抓取的，建立大数据平台，建立定期的信息通报、交流、共享，对于及时侦破案件，成功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精准画像，形成稳定的证据链条，都具有积极意义。
